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苛责与神化

苛责先贤与为尊者讳,两者皆非看待历史人物的准确态度。

前者让我们失去对一种伟大品质和伟人特殊孝顺的敬畏;后者,则会导致大多人将先贤供奉到神龛里去,只能烧香、膜拜,无法亲近和效仿。

是人总是会有人性的弱点和缺陷,我们不必由于某巨公伟人有瑕玷,就忽略或抹杀其在特定历史时代或特殊领域的孝顺;同样,我们也无需要因某人的伟大而遮蔽和讳言其瑕疵。

在现实中,对苏轼和鲁迅这样的文豪,可谓神化与苛责并存。但主要的问题是神化,对其历史的局限性和人性的某些弱点,缺少客观的认知和反思。尤其是对于苏轼,近年来累积如山的文章和书籍,险些都将他形貌成一个集种种“家”于一身的白璧无瑕的完人、神人。

本文只谈苏轼的某个侧面,不涉鲁迅。

运气最惨的为何是苏轼

我们都知道苏轼的运气异常崎岖,尤其是晚年生涯,险些陷入万劫不复的无底深渊。继因乌台诗案被贬放到黄州,没推测,厥后又迭遭贬逐,先后被贬放到惠州和那时被称为瘴疠蛮荒之地的海南儋州,虽然没有死在流放地,但死在了返回的途中。

按常理判断,在北宋晚期党争中,他并不处于元祐党人(旧党)职级的最高端。他的最高官位是礼部尚书、端明殿学士、翰林侍读,同时期在他上位任宰辅的有多人。司马光不算,因司马光任相不到一年即离世。新党想“迫害”也无时机,只能祸延厥后人、子弟。除司马光外,任宰相的有吕公著、范纯仁、吕大防、文彦博、刘挚、苏颂……在宋徽宗和蔡京联手刻录的“元祐党人碑”中,苏轼排在第二档——待制以上官员的首位。但苏轼却是遭到袭击和迫害最残酷、最严肃的一位,因此仅仅用政治理念差异引发的党争导致被迫害注释不通。

苏轼画像

岂非是天意作弄,要让苏轼这样的文学天才,在苦水的浸泡中升华出更多珠玑佳作来?万万不要这么想!凡有仁者之心的人,都不会有这种“残忍”的想法。即便苏轼本人,也绝不会愿意成为这种文学理念的践行者。虽然客观事实云云,他最好的诗文都喷发于绝望的灾祸中。

实在,对于这段历史稍加考察,就不难发现,欲置苏轼于死地的一个要害人物是:章惇。在苏轼被流放惠州、儋州时代,章惇都是手握执政大权、威高震主的宰相。苏轼先生也完全清晰,章惇是他最凶险的对手;他甚至也清晰,以章惇的个性,要置他于死地,完全在意料之中。但章惇凶险的水平和手段之狠毒,也许照样超出了他的想象。

让我们回溯一下,苏轼与章惇来往的大致历程,也许就能捋出一个清晰的线索:曾经是最亲密的友人,为何成了主导苏轼晚年凄切运气的最凶残的敌人?

最亲密的友人

嘉祐二年(1057)三月,宋仁宗御崇政殿亲试礼部进士,章惇与苏轼同榜高中。在此次礼部廷试中,章惇有一个不寻常的显示:因其族侄章衡获状元,他落在晚辈之后,居然愤愤不平,质疑考官识见,弃进士诏令于地,放弃此次功名。章惇再考,中甲科第五名。可见此人性情与才气之特殊,一是竟在科场与晚辈支属论高下,耻于在其侄后;二是科场似乎为他而设,只要进科场,一定如探囊取物,庸常之人哪来此种胆识?

高中同榜进士,并非章惇与苏轼来往的起始。真正的来往起始于章惇随后调任商洛令,苏轼调任凤翔府节度判官,两地相邻,皆为陕西路辖地。正幸亏嘉祐七年(1062)秋天,陕西路在长安举行解试,章惇与苏轼皆加入试务,有此机缘,又是“同年”,认真陕西路的帅臣刘敞对他们“皆以国士遇之”,“二人相得欢甚”。[1]

在此“相得欢甚”时代,野史载有两则趣事,已可见两人性情之异。

二人同游南山诸寺,至仙游潭,有一处双峰僵持,渊深万仞,俯视其壑,毛骨悚然,之间只架一根独木桥。章惇推苏轼过独木桥至对岸,在山壁上留下文字。苏轼战战兢兢不敢前往;章惇则面无怯色,跨过木桥,且用藤蔓卷成的绳索,一头系在树上,一头缠住腰,然后“蹑之上下,神色不动,以漆墨濡笔大书石壁上曰:‘章惇、苏轼来游。’”。苏轼用手拍拍章惇肩背叹息:“子厚(章惇字)必能杀人!”章惇问:“何也?”苏轼曰:“能自拼命者,能杀人也!”一小我私人连自己的性命都不在乎,固然也就有胆子杀人了。章惇听了,哈哈一笑,只当是友人戏言。[2]

苏轼画像

二人在山寺小饮,听人报说有老虎下山。二人皆已处在“酒狂”状态,乃勒马前往张望。果见一虎,距离数十米远,马惊蹑足不敢往前。苏轼说:“马受惊不敢往前,我们照样回去吧!”章惇不惧,乃继续策马前行。到了距虎近处,章惇取一铜锣用石头“哐当哐当”猛敲,老虎被吓阻而逃窜。归来后章惇对苏轼说:“你这人啊胆子小,未来一定不如我。”史书上是这么纪录的,章惇“归谓子瞻曰:‘子定不如我。’”。至于苏轼听后是否也报之以哈哈一笑呢?不清晰。

以此二细节可证,章、苏二人性情有别。但这不影响二人友谊的确立和生长。今人皆知苏轼,是由于苏轼的诗文成就,随着时光推移而越发昭彰。众人很少知道章惇,但在那时章惇却是冠绝一时的风云人物,绝非容易之辈,用台湾学者刘昭明先生的话说:“平心而论,章惇胆识、机智确实胜过苏轼,确是厉害角色。”苏轼曾在给章惇的书简中对章惇给予极高评价:“轼始见公长安,则语相识,云:‘子厚奇伟绝世,自是一代异人。’至于功名将相,乃其余事。”[3]

在苏轼写给苏辙的诗《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》中,章惇的名字首次泛起在苏轼诗文中:

近从章子闻渠说,苦道商人望汝来。

说客有灵惭直道,逋翁久没厌凡才。

夷音仅可通名姓,瘿俗无由辨颈腮。

《答策》不堪宜落此,上书求免亦何哉。

凭证苏轼自注:诗中“章子”即指“章惇”。苏辙中进士后,曾被任命为商州军事判官,但因多种缘由未赴任。章惇任职的商洛,是商州属地,故诗中写到章惇向苏轼先容商州一带的风土人情,且缺少得力的治理人才,苏轼希望弟弟能尽快到任,即所谓“苦道商人望汝来”。

宋英宗治平元年(1064)正月十三日,章惇的商洛令任期满,在脱离前专程相约友人苏旦、安师孟,同往凤翔造访苏轼。苏轼则尽田主之谊,用四天时间,陪章惇等游终南山楼观、五郡、大秦寺、延生观、仙游潭等胜景景点,对此游在苏轼、章惇的诗文中均有纪录,可谓一时美谈。

到了宋神宗元丰二年(1079),苏、章二人仕途职位发生伟大落差。由于章惇追随王安石变法,升任翰林学士,在最高殿堂为皇上起草制诰诏令,可谓青云直上,喜气洋洋,而苏轼仍在外地任职,沉于下僚。但职位悬殊不影响两人友谊连续加深,时见有诗词唱和往来。不久因变法派内部的矛盾冲突,章惇的仕途遭受第一次挫折,被人弹劾后出知湖州,赴任前曾作数诗寄知密州的苏轼,其中一首写道:

君方阳羡卜新居,我亦吴门葺旧庐。

身外浮云轻土苴,眼前痕迹付籧篨。

涧声山色苍云上,花影溪光罨画余。

他日扁舟约来往,共将诗酒狎樵渔。[4]

“籧篨”是古代用笋或竹编的粗草席。“阳羡”乃古时宜兴的称谓,相传苏轼喜欢该地山水风物,欲买田在此终老。章惇在诗中与苏轼期许:“他日扁舟约来往,共将诗酒狎樵渔。”可见二人友谊之深。

中国文人似乎皆有此通病,政界不自满了,便憧憬超凡脱俗,欲荡扁舟于江湖苇丛。而身处高位时,则红尘滔滔,雄睨自高自大。

知密州的苏轼,收到章惇诗,即次其韵,作《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》:

其一

方丈仙人出淼茫,高情犹爱云水乡。

功名谁使连三捷,身世何缘得两忘。

早岁归休心共在,他年相见话偏长。

只因未报君恩重,清梦时时到玉堂。

其二

绛阙云台总著名,应须极贵又永生。

鼎中龙虎黄金贱,松下龟蛇绿骨轻。

霅水未浑缨可濯,弁峰初见眼应明。

两卮春酒真堪羡,独占人世格外荣。[5]

苏轼在诗中盛赞章惇在仕任上确立的功业,也极端浏览其放舟江湖、徜徉山水的文雅情趣。苏轼的诗句“早岁归休心共在,他年相见话偏长”,既是对年轻时在长安、凤翔共赏山水美景的回溯,也是对未来诗酒风骚共度人生的憧憬。

章惇画像

苏轼与章惇的友谊,在“乌台诗案”前后到达了巅峰。在“乌台诗案”中,苏轼被御史台一群弹劾官欲置于死地。任宰相的王珪一直不喜苏轼,也想借此契机,妄想将苏轼“诛杀”。他不怀美意地在神宗天子眼前推波助澜,诬陷苏轼有不恭之罪,而重返朝堂担任翰林学士的章惇,为苏轼仗义执言,在神宗眼前反驳王珪,为苏轼辩护。史载:

元丰间,苏子瞻系大理狱。神宗本无意深罪子瞻,时相进呈,忽言苏轼于陛下有不臣意。神宗改容曰:“轼固有罪,然于朕不应至是,卿何以知之?”时相因举轼《桧诗》“根到九泉无曲处,世间惟有蛰龙知”之句,对曰:“陛下飞龙在天,轼以为不知己,而求之地下之蛰龙,非不臣而何?”神宗曰:“诗人之词,安可云云论?彼自咏桧,何预朕事!”时相语塞。(章)子厚亦从旁解之,遂薄其罪。子厚尝以语余,且以丑言诋时相,曰:“人之害物,无所忌惮,有如是也!”[6]

文中的“时相”,即那时任宰相的王珪。请注重最后一句话,章惇讥刺王珪:“人之害物,无所忌惮,有如是也!”此话真够狠的。不外,这是章惇一向的用语气概。尚有史料载,退朝后章惇继续诘责王珪:“是不是想使苏轼家破人亡?”王珪推脱称:“此舒亶言也。”章惇反唇相讥:“舒亶的口水岂非也可以吃吗?”[7]应该认可,章惇是变法派(新党)中的主干人物,此时为苏轼辩护是需要逾越党争和牺牲小我私人利益的伟大勇气的。章惇为苏轼免于治重罪而仗义执言,自告奋勇,态度鲜明,是有恩于苏轼的。苏轼被贬放至黄州后,又收到章惇表达慰问之情的书简,苏轼在回简中写道:

轼顿首再拜子厚参政谏议执事。去岁吴兴,谓当再获接奉,不意仓卒落网,遂以至今。克日,不审台候何似?

轼自冒犯以来,不敢复与人事,虽骨血至亲,未肯有一字往来。忽蒙赐书,存问甚厚,忧爱深切,叹息不能言也。恭闻拜命与议大政,士无贤不肖,所共庆快。然轼始见公长安,则语相识,云:“子厚奇伟绝世,自是一代异人。至于功名将相,乃其余事。”方是时,应轼者皆怃然。今日不独为足下喜朝之得人,亦自喜其言之不妄也。

轼以是冒犯,其过恶未易以一二数也。平时惟子厚与子由极口见戒,频频甚苦,而轼强狠自用,不以为然。及在囹圄中,追悔无路,谓必死矣。不意圣主宽大,复遣视息人世,若不改者,轼真非人也。来书所云:“若痛自追悔往咎,清时终纷歧眚见废。”此乃有才之人,朝廷所惜。如轼正复洗濯瑕垢,刻磨朽钝,亦当安所施用?但深自感悔,一日百省,庶几天地之仁,不念旧恶,使保首领,以从先医生于九原足矣。轼昔年粗亦受知于圣主,使少循理循分,岂有今日?追思所犯,真无义理,与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无异。方其病作,不自觉知,亦穷命所迫,似有物使。及至狂定之日,但有惭耳。而公乃疑其再犯,岂有此理哉?然异时相识,但过相等誉,以成吾过,一旦有灾祸,无复有相哀者。惟子厚平居遗我以药石,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,真与世俗异矣。

黄州僻陋多雨,气象昏昏也。鱼稻薪炭颇贱,甚与穷者相宜。然轼生平未尝作活计,子厚所知之。俸入所得,随手辄尽。而子由有七女,债负山积,贱累皆在渠处,未知何日到此。见寓僧舍,平民蔬食,随僧一餐,差为简捷,以此畏其到也。穷达得丧,粗了其理,但禄廪相绝,恐年载间,遂有饥寒之忧,不能不少念。然俗所谓水到渠成,至时亦必自有处置,安能预为之愁煎乎?

初到,一见太守,自余杜门不出。闲居未免看书,惟佛经以遣日,不复近笔砚矣。会见无期,临纸惘然。冀万万以时为国自重。[8]

苏轼在落难之中收到章惇来信,对章惇在信中“存问甚厚,忧爱深切”,为之叹息不已。并高度评价章惇:以章惇的才干,出将入相只算是“业余的事”,其溢美之言,“高”得不能再“高”了。在信中又称:“一旦有灾祸,无复有相哀者。惟子厚平居遗我以药石,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,真与世俗异矣。”可见苏轼系狱时,“子厚救解之力为多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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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轼《寒食帖》局部

到了此时,章惇与苏轼的友谊,可以说已从通俗的友人上升为灾祸之交了。

最凶险的敌人

神宗驾崩后,哲宗年幼,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,重新起用司马光等一拨旧党人物,苏轼得以回到中枢,被委以重任,这是苏轼仕途中最风景的日子,连续了近八年。

然后即是高太皇太后驾崩,哲宗亲政,重续父志,新党人物章惇、蔡卞等重返朝堂,苏轼的噩梦最先了!他的噩梦一直连续到生命的终结。最后死于从海南儋州返回的途中——常州。

而对苏轼连续制造“噩梦”,给苏轼身心带来双重折磨的正是他曾经期许泛舟江湖、在“乌台诗案”中为他仗义执言的亲密友人章惇。在高太皇太后驾崩后,章惇与蔡卞任左右相,章惇为左仆射,连续执掌大权七年。时任枢密大臣曾布对哲宗曰:“人主操柄,不能倒持,今自丞弼以至言者,知畏宰相,不知畏陛下。臣如不言,孰敢言者?”臣僚知畏章惇,不知畏官家,可见章惇在朝堂之威猛。在连续袭击元祐党人的“组合拳”中,章惇对苏轼下手最重、最狠、最致命,恨不得立刻置苏轼于死地。

最亲密的同伙,成了最凶险的敌人。

高太皇太后在临崩前,已对执政大臣放出口风,大意是:我死后,官家必起用一批新人,诸位不妨提前思量自己的后路。苏轼在诸臣中对政治风向的转变,算是敏感的,于高太皇太后驾崩前即上疏请求离京去外地任职,于元祐八年(1093)六月二十日被罢去礼部尚书、端明殿学士,改知定州。但他请求改知越州,未获允许。在赴定州前请求面辞皇上也不能得。由此,苏轼预感应祸殃将至,只是不知即将到来的狂风雨会有多凶猛。

台湾学者刘昭明以为:“元祐群臣,苏轼首遭贬黜,自有章惇因素。”[9]因朝堂大臣皆知,章惇与苏轼关系早已交恶,于是在章惇拜相前后,对苏轼交相弹劾,以取悦章惇,成为章惇袭击、迫害苏轼的打手。侍御史虞策弹劾苏轼:“所作诰词,语涉讥讪。”殿中侍御史来之邵上章称:“轼凡作文字,讥斥先朝,援古况今,多引衰世之事,以快忿怨之私。”范纯仁在苏轼危难之际,上书为苏轼辩护,求“宽贷”,但上不从。“时宰”有侵犯意。“时宰”即章惇。苏轼被贬岭南后,其学生黄庭坚有诗句称:“子瞻谪岭南,时宰欲杀之。”“生平人欲杀,廉洁受命独。”说的都是章惇欲置苏轼于死地。[10]

在这一波弹劾后,苏轼以老迈之身再遭贬黜,于绍圣元年(1094)四月十一日,被革去端明殿学士、翰林侍读学士,依前左朝奉郎,由定州改知英州。其被贬诰词由中书舍人蔡卞所撰写:

讪上之恶,众憝厥愆;造言之诛,法谨于近。矧弹章之荐至,孰公议之敢私。爰正常刑,以警列位。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、左朝奉郎、知定州苏轼,行污而丑正,学辟而欺愚。顷在先朝,稍跻清贵。不惟喻德之义,屡贡怀谖之言。察其回邪,靡见听用;遂形怨诽,自取斥疏。肆予纂服之初,开以自新之路。召从方郡,服在近班。弗讹尔心,覆出为恶。辄于书命之职,公肆诬实之辞。凡兹立法造令之大经,皆曰蠹国害民之弊政。虽托言于外,以责大臣;而用意之私,寔害前烈。顾威灵之如在,岂情理之可容。深惟积辜,宜窜远服。只夺近职,尚临一邦。是为宽恩,无重来悔。可特落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,依前左朝奉郎,知英州。[11]

才过两日,有人上疏以为苏轼“罪大责轻”,苏轼又被降一职。

在前往英州途中,苏轼着实遭受不了陆行颠簸之苦,上章乞求改从滑州搭船,至南康军再改陆行。尚未至英州,新的贬黜诏令又来了。先是四月,张商英追论“苏轼论合祭天地非是,乞加罪”。至六月,御史来之邵上疏再劾苏轼“自元祐以来多托文字讥斥先朝,虽已责降,未压舆论,应加罪处罚”。

对苏轼再贬惠州的制词,奉“时相(章惇)风旨”,由林希起草,用语极其恶毒:

左承议郎、新差知英州苏轼,元丰间,有司奏轼罪行甚众,论法当死,先天子特赦而不诛,于轼恩义厚矣。朕初嗣位,政出权臣,引轼兄弟,以为己助。自谓得计,罔有悛心,忘国大恩,敢以怨报。若讥朕过失,亦何所不容。乃代予言,诬诋圣考。乖父子之恩,害君臣之义。在于行路,犹不戴天。顾视士民,复何面目?甚至交通阍寺,矜诧幸恩,市井不为,缙绅所耻。尚屈典章,但从降黜。今言者谓轼指斥宗庙,罪大罚轻,国有常刑,非朕可赦,宥尔万死,窜之遐服。虽轼辩足惑众,文足饰非,自绝君亲,又将奚怼?保尔余息,毋重痛恨。可特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,惠州安置。[12]

林希也曾是苏轼友人,见章惇得势,卖友投靠,不惜颠倒是非,丑诋苏氏兄弟。时人称林某有文采,苏轼见诰词后用揶揄的口吻说了一句:“林大(林希别称)亦能作文耶!”

苏轼无论是贬黜惠州,照样再贬海南儋州,章惇都是幕后“总导演”,章惇是苏轼晚年凄切运气的制造者。在章惇独相七年间,所有贬放元祐党人的旨令,都要经由章惇的手。

章惇在不停贬逐苏轼到更远的瘴疠蛮荒之地历程中,另有两件事做得着实太太过:一是一旦发现苏轼沿途经由的州郡,有郡守或其他臣僚对苏轼一行待之以礼或提供生涯便利,则给予重办,使得沿途州郡官员对苏轼避而远之。看《苏轼年谱》就知道,苏轼流放途中的歇宿之地大多在寺庙。二是派遣对苏轼有宿怨的官员或政治对手任贬放地州、路官员和巡按流放属地,对苏轼进一步加重身心折磨,乃致促其早亡。称其凶险至极,应不为过。

苏轼初到惠州时,是受到时任知州詹范的礼遇的,苏轼有诗状其貌其情:“老詹亦鹤发,相对垂霜蓬。赋诗殊有味,涉世非所工。杖藜山谷间,状类渤海龚。”循州守也曾多次向苏轼馈米。但时间不久,这位循州守即被而已。到惠州第二年三月,章惇派苏轼的“冤家”程之才到惠州巡视。说来,这位程之才照样苏轼的姊夫。苏轼父苏洵娶眉山望族程氏女,苏、程两家有了姻亲关系。苏洵唯一的女儿八娘,又嫁给了程氏家族下一辈程之才。这本应是一门亲上加亲的好事,却导致亲家成对头。其缘故原由是苏轼姊八娘因个性耿直,不见容于公公、婆婆,以及丈夫程之才,因此在程家饱受荼毒,纵然生病也不找医生,效果八娘年仅十八岁便郁郁而终。苏洵为此而悲愤不已,曾撰文痛骂程家“薄骨血之亲,缺孝悌之行”,程之才的父亲程濬是“贪财好色的庸俗小人,多行不义的州里大盗”。[13]苏轼在入仕后,也曾指斥程之才为“邪恶小人”并隔离与其来往。

苏、程两家情绪彻底破碎。

章惇与苏轼相交多年,固然深知苏、程两家视若仇敌的宿怨往事。这次专程派广南东路提刑程之才巡视惠州,就是欲借程之才之手,将苏轼往死里整。巡视官员有督查罪臣的职责。但效果居然完全相反,苏轼与程之才四十余年的心结因此而冰释。对于程之才即未来惠,苏轼早先异常主要,不知该若何面临这位隔离来往四十余年的姊夫。先是请广东程乡县令侯晋叔打探程之才的态度,没推测程之才显示出化解两家冤仇的高姿态,并稀奇请侯晋叔转达他的善意和体贴。于是苏轼与程之才恢回信简联系,程之才一到惠州,即携礼物亲临苏轼住所嘉祐寺探望,临脱离时还通知惠州官员请苏轼搬到三司行衙合江楼栖身,苏轼多次致书表达谢意。这位程之才,因化解旧冤、善待苏轼而遭章惇打压,不久调离广南东路,自此仕宦不显。

绍圣四年(1097),在章惇、蔡卞对元祐党人加重惩处的新一轮袭击中,二苏受贬最重。苏辙从筠州再贬至岭南雷州,苏轼由惠州贬往海南儋州。这次贬谪,由章惇主导,来之邵、张商英等人再次充当打手。

苏轼刚刚在惠州费时十月,为自己制作了新居,改变了原来迁来迁去居无定所的状态。再度被流放,意味着前功尽弃,又要踏上更为邪恶的跨海旅程。正如清代学者王文浩所叹息:“公方稍安,尔后命已至……每为三叹。”有史料纪录,章惇看到苏轼写于惠州的诗句“为报先生春睡美,道人轻打五更钟”,以为苏轼在惠州活得云云悠闲,要让他再度经受颠踬跋涉之煎熬。

为减轻家人的流离之苦,苏轼只让三子苏过随同自己渡海,令宗子苏迈仍在惠州照料家族。

苏轼至儋州后,章惇又故技重演,妄想派苏轼仇敌酷吏吕升卿等按察广南西路,逼苏轼自裁,因曾布、陈次升等人上疏劝阻,哲宗才罢此诏令。

最难宽宥的错误

在乌台诗案中,章惇为拯救苏轼免死,在皇上眼前仗义执言,顶嘴时相王珪,可谓是“真君子”;而至绍圣年间,章惇连续贬谪苏轼,欲置其死于流放之途,可谓是“真小人”。

曾是苏轼最亲密友人的章惇,为何却成了逼害苏轼的最凶险的敌人?“真君子”与“真小人”,在章惇身上何以能融汇成一体?事实是何因素,触发了苏轼与章惇关系反目成仇的一百八十度翻转?

若是用一句话回覆:苏轼在处置与章惇关系上,犯了不能宽宥的低级错误!

且让我们把眼光回溯到元丰八年(1085)初,神宗驾崩,哲宗继位。哲宗年幼,接掌皇权的是垂帘听政的高太皇太后。反变法的旧党人士渐复起用,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司马光和苏氏兄弟。新党重臣章惇初期在朝,由通议医生、门下侍郎,改知枢密院。新、旧两派人士,围绕新法的存、废睁开猛烈交锋。司马光抱老病之躯,欲尽废新法。朝堂上的唇枪舌剑,司马鲜明然不是章惇的对手。章惇气盛且有辩才,嬉笑怒骂、荤素搭配、语锋四射,经常让司马光处于窘态,甚至于请苏轼传话给章惇,劝其勿当众羞辱他。由此也可见,此时苏、章的友好关系尚未破碎。

神宗去世后,新、旧党交锋输赢一度处于胶着状态,但司马光的背后是否决变法的高太皇太后,因此司马光一进入中枢,一道道破除新法的诏令接连下达。变法派人士纷纷被贬黜离京。章惇也是被旧党围攻、弹劾的主要攻击目的。在诸多弹劾奏章中,用语皆很刻薄、恶毒。章惇被列为罪大恶极的“三奸”和“四凶”之一。对此,也许在章惇的意料之中,出乎他意料的是苏氏兄弟也加入了对他的“恶攻”行列中。元祐元年(1086)闰二月十八日,初任右司谏的苏辙上《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》:

臣闻朝廷进退大臣与小臣异,小臣无罪则用,有罪则逐。至于大臣则否则,虽罪名未著,而意有不善,辄不能留。何者?朝廷大政出于其口,而行于其手,小有龃龉,贻患四方。势之一定,法不能缓。臣窃见知枢密院章惇,始与三省同议司马光论差役事,明知光所言事节有疏略差误,而不推公心即加详议,待修完成法然后施行。而乃相同众人,连书札子,一切依奏。及其既已行下,然后论列能否,至纷争殿上,无复君臣之礼。然使惇因此究穷利害,立成条约,使州县推行,更无疑阻,则惇之情状犹或可恕。今乃不候修完,便乞再行指挥,使诸路一依前件札子施行,却令被差人户具利害实封闻奏。臣不知陛下谓惇此举,其意何在?惇不外欲使被差之人有所未便,人人与司马光为敌,但得光言不效,则朝廷利害更不复顾。专心云云而陛下置之枢府,臣窃惑矣。尚赖陛下明圣,觉其深意,中止不行,若其否则,必害良法。且差役之利,天下所愿,贤愚共知。行未逾月,四方鼓舞。惇犹巧加智数,力欲损坏。臣窃恐朝廷急有边防之事,战守之机,性命所存,社稷所系,使惇专心逐一云云,岂不深误国计?故臣乞陛下早赐裁断,特行撤职,无使惇得行巧智,以害国是。[14]

苏辙在此奏章中,指斥章惇在换取推行免疫法问题上,居心叵测,“巧加智数,力欲损坏”。明确地提出撤职章惇枢密院职,“无使惇得行巧智,以害国是”。苏辙乞罢章惇,有政治理念、党派差其余因素,但若是仅仅因此而翻脸不认人,对其兄密友,且有恩于苏轼的章惇拔刀相向,是否太无情无义了?在章惇看来,握着刀把的手不仅仅是苏辙,也有苏轼。众皆所知,苏氏兄弟的关系亲密如穿“连裆裤”,苏辙在弹劾章惇前,按常理该与其兄通气。苏辙的翻脸无情,也意味着苏轼的翻脸无情。即便苏辙上章前,苏轼不知,但在苏辙上章后,也未见苏轼有回护章惇的任何示好言行,即是默认苏辙的攻击是对的。

台湾学者刘昭明以为,司马光换取免役法发生坏处,“苏辙不弹劾司马光,却归罪于章惇”,可谓是“欲加之罪,何患无辞,章惇自感恼恨不平”。苏辙的奏章“强调章惇罪行,力加挞伐,目的只有一个:将章惇逐出朝廷”。[15]

苏辙弹劾给了章惇致命一击,五天后章惇被贬知汝州,随后又改提举杭州洞霄宫,从枢密院大臣一下子跌落为一个闲人。用章惇语自道是:“洞霄宫里一闲人,东府西枢老旧臣。”

令人感应尤为不解的是,在章惇已出知汝州后,苏轼又对章惇补插一刀。在上奏的《缴进沈起词头状》中,指控章惇拥护王安石钻营边功,杀人如麻:“臣伏见熙宁以来,王安石用事,始求边功,构隙四夷。王韶以熙河进,章惇以五溪用,熊本以泸夷奋,沈起、刘彝闻而效之,树怨交蛮,兵连祸结,死者数十万人……”[16]苏轼此“状”中论述的理念,与司马光处置边防的“轻易”思绪是一脉相承的。司马光主张宁愿割让土地给邻国,以此换取疆域的和平。这种以肉饲虎的做法,显然是错误的。尤其是文中涉及章惇招降五溪边民之事,而这正是章惇仕途中颇为自得的功勋之一。而在此前,苏轼在诗中曾赞誉章惇此举“功名谁使连三捷”,“近闻猛士收丹穴”。在此事上,苏轼随官位的转变而“前恭后倨”,评价截然相反,文名显赫如日月光耀天地的苏轼先生,岂非在做人上也可以云云不堪吗?更况且面临的是曾经在乌台诗案中为自己仗义执言的恩人。苏轼先生岂非此时,已将在黄州写给“章七”的信札忘得一干二净?章惇不再是他给予高评的“奇伟绝世”的章惇了?说此时的苏轼“雪上加霜”“忘恩负义”算不算太过?士人皆知苏轼是有情有义的“真君子”,此时为何成了无情无义的“真小人”?

政坛风景经常不能连续。常言:“一朝君子一朝臣。”苏轼也许意料不到,若干年后章惇咸鱼翻身,位极人臣,成了他晚年凄切运气的主导者。

苏轼在早年与章惇来往中,就深知章惇是能“拼命”、能“杀人”的狠角儿。昨天章惇可以为你两肋插刀,一翻脸,章惇也可以对你两肋插刀。

你不仗义我不仁,爱恨从来皆有因。

复仇的火焰始终在章惇胸间熊熊燃烧,即便把苏氏兄弟烧成灰烬也难明心头之恨。

由此,我们若干可以明白,要让苏轼死于颠踬之途的为何是章惇。而苏轼晚年凄切运气的制造者中,实在也有他自己。呜呼,愚夫为先贤悲泣唏嘘时,也忍不住时时要捶击自己的胸膛。

注释:

[1][宋]曾慥《高斋漫录》,《全宋条记》第四编(五)第104页,大象出书社2008年9月版。

[2]《东部事略》卷九十五,《宋人轶事汇编》(三)第1511页,上海古籍出书社2015年6月版。

[3]《苏东坡全集》第2469页,北京燕山出书社2009年12月版。

[4]《全宋诗》(13)第9030页,北京大学出书社1993年9月版。

[5]《苏东坡全集》第315页,北京燕山出书社2009年12月版。

[6][宋]叶梦得《石林诗话》,转引自《孔凡礼古典文学论集》第176页,学苑出书社1999年1月版。

[7]曾枣庄《论眉山诗案》,《四川师范学院学报》1980年第3期。

[8]《苏东坡全集》第2469页,北京燕山出书社2009年12月版。

[9]刘昭明《苏轼与章惇关系考——兼论相关诗文及史事》第453页,新文丰出书公司2011年6月版。

[10]孔凡礼《苏轼年谱》第1141页,中华书局1998年2月版。

[11]《宋大诏令集》第773页,中华书局1997年12月版。

[12]孔凡礼《苏轼年谱》第1158页,中华书局1998年2月版。

[13]刘昭明《苏轼与章惇关系考——兼论相关诗文及史事》第514、521页,新文丰出书公司2011年6月版。

[14]《栾城集》(中)第808~809页,上海古籍出书社2009年10月版。

[15]刘昭明《苏轼与章惇关系考——兼论相关诗文及史事》第388、389页,新文丰出书公司2011年6月版。

[16]《苏东坡全集》第1926页,北京燕山出书社2009年12月版。

本文选自《何谈细腻》(陈歆耕 著,作家出书社2021年2月版),汹涌新闻经作者授权摘发其中一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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